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发展，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英明的决断。今年又将“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提升到了主导地位，在国家层面明确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中国由此开始了新的征程。

公平与效率虽然并不对立，却始终存在着矛盾。从局部和短期看，公平与效率此消彼长、很难兼得。但从全局和长期看，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社会生产力提升、社会关系和谐的前提。

三次分配

人类社会经过反复的实践，总结出初次、再次、三次分配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在不同维度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来协调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1、初次分配指的是按照生产要素的分配

简单说，就是按照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信息等等要素来分配收入。初次分配强调效率，最大程度激发各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而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而最有效率的就是市场经济。

2、再分配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对要素收入的再次调节过程

简单说，就是政府税收等手段调节初次分配的各方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统筹安排资金以平衡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收入。再次分配强调公平，尽可能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式减少初次分配带来的财富差异。

3、三次分配是指在道德、社会习惯及税收

激励体系下，由高收入阶层通过捐赠等方式进行的慈善活动

慈善活动古来有之，但现代社会发展出社会荣誉、税收激励等机制，并逐步完善了慈善活动的社会保障机制，由此让慈善更有效率。

三个阶段

中国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包产到户的改革，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产生了第一次的经济增长；第二阶段是开放，从承接欧美国家的生产制造，到以加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内外经济交流，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三阶段是当前的共同富裕阶段。

第一阶段是生产关系的改革，激发了生产力。这个阶段是劳动者能力的线性函数，增长与人相关且全民皆然，聚积财富的方式主要靠勇敢和勤劳。开放则是拉通了全球经济协作，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沿海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成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聚集财富的主要靠生产制造和人口红利。

第二阶段的后期，则是互联网在资本的加持下全面爆发，资本和数据带来了财富的幂律增长，但巨大的马太效应导致只有垄断巨头才是赢家。此时，原本按劳分配的体系出现了问题，财富分配开始变得极不平衡，贫富差距持续加大、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经济发展的危机已经来临。

于是，反垄断、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大幕徐徐拉开。从平台企业到教培机构，从房地产巨头到明星流量，从游戏产业到药品带量集采，表面上看是因疫情、安全、三胎和孩子等等而展开的部门动作，背后则是面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和对资本的未雨绸缪。

资本无所谓好坏。资本逐利是天性，且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能力。所以各项政策密集推出，都是让国内不断增长的财富所形成的资本进入到国家意志指定的范围内，与国共兴而共同富裕，而不是围绕存量市场搞极度内卷，甚至相互伤害。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三种慈善

在共同富裕提出之后，曾经有过很多探讨，例如：杀富济贫、富有原罪等等，大谬不然也。个人财富可不可以有？当然可以，但是国家鼓励的不是不仁而富、为富不仁，而是勤奋创新、合法合规与干事创业而来的致富。尤其是在致富之时，还能兼顾慈善。

谈到慈善，总有人以为那只是大款巨富的事，与普通人何干？其实，现代的慈善，远不是那么简单。捐赠只是第一种慈善，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慈善方式。无论是基于品牌推广、恻隐之心还是社会责任，大企业、高收入阶层捐赠一部分收入或财产用于公益事业，都应当赞赏并鼓励。

现代企业都有社会责任。因为企业的存在而增加的就业岗位，也是慈善。如果企业或个体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帮助或带动相对弱势群体的收入增长而“先富带动后富”，则更是慈善。即便是上述都做不到，但企业或个体所服务领域能为大多数人创造价值，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为更多人带来获得感和幸福感，就是在实现经济效益时兼顾了社会效益。这是第二种慈善。

共同富裕的根本不仅是公平，还要兼顾效率。我国的人均收入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只有创造出更多经济增量，才能提升人均收入，才能真正体现出富裕。慈善也不仅是少数人的事，而会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合规合法地创造经济增量，其实就是第三种慈善。

所以，慈善并非高远而不可攀，只不过是每个人都做到本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