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国家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股价，也影响了很多行业。

先是打击虚拟币、基金抱团股，后是老生常谈的房地产、大张旗鼓地反垄断，再是教育、医疗以及鼓励三胎。好多行业因此而受到巨大的打击，甚至被“团灭”，市场但见一片哀鸿。再叠加这两年的疫情影响，很多业者很悲观，不知道向何处去，不知道下一步会如何。

中国的强势崛起，叠加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这两年的国际局势极其复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新的选择。疫情只是导火索，根子还在经济。

疫情让过去的强势国家无暇多顾，不得不先下功夫解决各自国内的问题，也让过去的各种联盟出现了松动和变数。正如伟人的《持久战》所阐述，疫情防控也将是人类的持久战，但由此为中国打开了战略空间。

这段时间，对国内的改革来说，却是很好的窗口期。

这两年国家做了很多大事，完成了很多过去想做但没有时间和机会做的事，其中就包括一些敏感和影响较大的领域影响深远的改革。

表面上看，这些改革只是对实现的应对策略。所以，有人说是因为人口数据悲观，由此引发与三胎关联的政策，譬如房价、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有人说是因为疫情导致了对未来不确定性判断而做出的应对准备；也有人说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

笔者以为这都是表象，根本是回归本源、矫枉过正。

近二十多年全球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由此带来的繁荣渐渐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勤奋的实体经济陷入衰退、生存困难，而垄断性商业和资本控制的游戏却赚得盆满钵满；名义上的个人财富在增长，但实质上的中产阶级却在不断消失；收入变得多了，但成年人的焦虑却在不断增加，幸福感、获得感乏善可陈。

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些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各个层面的热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各个行业都涌现出来了一时风云人物，以及惊天动地的大牛企业和商业故事。这其实只是历史的进程，是在中国高速发展中诞生的副产品。

路走了久了，会忘记为什么出发。原本的经济，是产品与服务和货币之间的交易总和，宏观上解决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流动，微观上解决的是需求和供给的问题。但随着这些年的高速增长，却逐渐演变成了强势资本的工具和游戏。

于是乎，真实的产品和服务成了等下品，而各种薅羊毛、割韭菜的逻辑却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成了主流，社会的阶层流动陷入停滞。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经济衰退和潜在的诸多社会问题。

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浮躁和泡沫，本无可厚非，市场经济自有市场调节。但是每一次的调节背后，都是一场深重的全民灾难。所以，提前释放经济调整的破坏性能量，让市场可以承受、能够自然化解，自然是最好的方式。这也是一百多年前伟人们的梦想。

人之道催化了中国经济，也为中国崛起铺垫了物质基础。天之道也将踏上既定的节拍，将为中国崛起铸就精神底座。先富带动后富，已经正式走到了经济发展的前台。

例如提升初次分配比例，必然会让劳动力价格上升，限制大平台的获利方式，淘汰或升级某些低效率企业甚至行业；协调第二次分配，必然要解决诸如房产税、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遗留问题，拉通地域间的经济交流与互通，统筹配置相对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大第三次分配，必然会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重塑社会价值观念......

例如教育公平问题，必然会遏止资本对教育的挟制，打压学区房、打击校外补课，同时为天资优异者提供出头展现的通道；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也必然会调整高等院校的设置，解决高考的差异化与统一性的矛盾，持续提升个体素质和职业能力......

例如对于不平衡的问题，必然会推动金融体系的自我改造而回归实业，调节行业劳动薪酬以减小收入差距，提供给农村及欠发达地区更多的机会；对于不充分的问题，必然会从供给侧入手来淘汰落后产能，进而升级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升高端制造业的地位......

例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然会控制房价过快增长、增加廉租房和安居房供给，也会促进一般性消费产品的快速迭代和成长，还会打击医疗行业的个别暴利现状。如果放开去思考，诸如特色餐饮和文化旅游等能够满足更大面积人群幸福感的消费，都将获得支持......

当然，对于有能力消费的人群，也将推动产生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以促使财富的良性流动。只不过这些东西要尽可能在中国做，最好是中国货。

中国崛起在即，必然还会有很多问题，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在公平之下兼顾效率，企业的发展机会就在眼前，都写在文件中。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